北京田老师加盟店总部在那里

画里画外，他的经历本身，便是中国电影界的宝贵遗产

画里画外，他的经历本身，便是中国电影界的宝贵遗产

长影老编辑王霆钧回忆李前宽导演的电影人生

近日，中国著名导演、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李前宽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王霆钧、王乙涵合著反映李前宽、萧桂云电影传奇的长篇报告文学《画里画外》，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引人关注的是，这部作品是王霆钧在长影工作三十多年，从长春到北京，历经28年对李前宽、萧桂云导演跟踪采访完成的“跨世纪”之作。7月的一天，王霆钧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采访，讲述了李前宽导演的电影人生，以及银幕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李前宽先生去年在浙江宁波慈溪病逝，享年80岁。李前宽、萧桂云伉俪导演的《佩剑将军》《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七七事变》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为中国电影历史写下了辉煌一页，成为里程碑之作。

创作

让“只有半年时间”的生命赢得了七年

说起和李前宽导演的相识相知，王霆钧语调不时因激动而起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前宽萧桂云联合导演了《开国大典》之后又拍了《重庆谈判》等史诗巨片，王霆钧应《电影文学》之约，采访撰写了一篇名为《前折蟾宫桂云开天地宽》的报告文学，刊载以后，反响很大。随着二位导演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想采访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著名作家。然而，李前宽萧桂云依然选择由王霆钧继续完成对他们的采访和写作。“我交上的‘作业’，他们看得十分认真，一字一句地修改。”这样的信任和热情，使王霆钧深受感动。

因为都是长影人，每次去见李导夫妇，既是采访，也是拜访，都是“在聊天的气氛中进行”。而且两位导演艺术家的讲述绘声绘色，“尤其是李前宽老师极具表演才能，他讲故事有情节有细节，精彩极了”。王霆钧记得，自己写了一大半时，因为换电脑，不慎将文档全部丢失，万分着急之下想起之前打印了一稿给萧导，便试着询问。幸运的是，萧导很细心，从长春举家迁往北京的时候还将那一稿保留下来。王霆钧坦言：“倘若找不回来，我是不是还会继续采访、写作下去就很难说了。”

直到现在，王霆钧说起来都会觉得痛惜和遗憾——2023年初，从长影走出来的李前宽导演还提出再为长影拍片的想法。“他从长春返回北京，我们见了一面。听说我正在写长篇纪实《电影之光》，写的是东影创业史，他就十分兴奋，要求我先写电影剧本。由此我们开始了电影剧本《东方欲晓》的联合创作。可惜的是，剧本完成后生不逢时，新冠疫情暴发，投资链中断，拍摄搁浅。”

那时候，王霆钧才知道，李前宽导演几年前已经确诊晚期肺癌，医生暗示他的生命只有半年时间，他实际是一边配合治疗，一边投入到忘我创作中。“在我们合作的时候，他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几次复查结果都不错。因为挚爱的电影吧，他顽强的生命力又赢得了七年时间。”王霆钧说，在这七年中，李前宽导演完成了电影剧本创作和一些回忆友人的文章，还画了不少画。《东方欲晓》搁浅之后，他们又操作了几个题材。“在谈到其中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李导还打电话给我谈了具体想法。他说，这个我先动笔，然后你来整理成电脑文档。我说行。之后，李导一直没有再打电话过来，我以为他一直在忙着。突然看到噩耗，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

在王霆钧看来，在当代电影艺术家中，很难有谁能够超越李前宽对电影的贡献，“他不仅仅局限在电影创作上，而是对中国整个电影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比如央视电影频道的开通、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建成，还有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促成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颁布等，这些都是泽及后世的作为”。

王霆钧说，李前宽导演一直对《东方欲晓》念念不忘。萧导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已经画出了不少分镜头，只等疫情过去；《抗美援朝》的电视电影版如何剪辑，他也已谋划好……“我们写李前宽和萧桂云伉俪导演，就是想留下一笔宝贵的电影文化遗产，因为他们的经历太珍贵了。”

自从被任命为总导演那天，李前宽就说，总导演就是总当导演，总在导片子。在他看来，导演是没有固定岗位的，只要在为电影的事操劳，就是导演的工作岗位。王霆钧认为，李前宽导演不是倒在养病的床榻上，而是倒在了导演岗位上。如今，让王霆钧感动的是，近一年来，在线阅读的很多网友和身边的朋友都在为这本书的出版费心尽力。当电影出版社决定出版的时候，“我将此事告知萧老师，她很高兴。我想倘若李导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吧”。

悄悄报考

成为北电第一届美术系学生

1942年冬月，李前宽出生在大连，在学校，他就能写能画能唱又能演，还是学校文艺大合唱的指挥。1959年夏天，18岁的李前宽顺利通过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复试。但他同时得知：这一年北京电影学院增设了电影美术系。“电影美术，既有美术又有电影，多好！”于是他又悄悄报考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很快就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准考证”。时间紧迫，李前宽赶路时，考试就已经开始。等李前宽深夜到北京下了火车，一路打听到位于小西天的电影学院时，监考老师说：“你怎么才来？素描和设计都已经考完了。”李前宽心里一凉，连忙说：“老师，我接到准考证连一天都没耽误就来了。你就让我考吧。”后来，他破例直接参加摄影系素描考试，设计考试单独安排补考。发榜时李前宽不仅成绩很好，复试时有位教授说，“这孩子的才思和反应应该考导演系”。

考完回家之后，有同学叫他“画家”，还祝贺他被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录取。李前宽到学校一问，主管毕业的主任说：“学校已经决定了，让你到沈阳鲁艺。北京就不去了。”但李前宽有自己的主意。他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写给沈阳鲁艺声称自己不去了，另一封信寄到北京电影学院请求把录取通知书寄到家中。很快，北京电影学院寄来了《新生入学须知》，要求他在8月底报到。

不甘于命运的摆布，李前宽最终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美术系学生。一入学的新生见面会，导演系主任田风就在李前宽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清瘦的田老师话说得很严厉：“你们如果不在学业上狠下苦功夫，进了学院的门也迈不进电影事业的大门。”在学校，除了图书馆，李前宽往田老师住处跑得最勤，经常拿着写生习作请田老师指教。田老师也爱才，冬天，他们一起看画展、听音乐会、看戏，春天，他们到北海茶馆观察生活，秋天，一起到田野写生；夏天，他们去海边游泳。

1964年秋天，李前宽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离校的时候，他几次去向恩师告别，都遭到拒绝。当时田风老师成了“反革命小集团”黑后台，停职反省，检查交待。不见田老师就离校，感情上接受不了。李前宽又一次到田老师家，敲了半天，没有回音。他鼻子发酸，恳求：“田老师，我是前宽。我一定要见你一面。你不见我，我就在这站着不走了。”门开了。老师瘦了，胡子拉碴，头发老长，面容憔悴。屋里一股呛人的烟味，烟头堆成了小山。师生二人四目相对，眼睛泛着泪花。

李前宽鞠了一躬，说：“田老师，我就要到长影报到去了。你可要保重啊！”田老师凝视他片刻，上前一步，伸手在他肩上重重地拍了拍，沙哑却语重心长地说：“前宽，到长影好好干，事业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过了一会儿，他从笔筒里抽出两支毛笔说：“前宽，这是我在日本留学的老同学王式廓送给我的狼毫笔，送给你吧。”李前宽没想到和田老师的这次见面竟然成了诀别，这两支笔也成了永远的纪念。但老师说的话像在心里种下的种子：“前宽你应该学导演，走我的路。我是先学美术后改导演的。学美术对你没有坏处，它可以锻炼你的观察力、记忆力以及造型能力。世界上好多大导演都是干过美术的，像苏联的爱森斯坦、库里萧夫，日本的黑泽明，包括中国的许幸之、凌子风等等，都有很好的美术功底，他们的分镜头剧本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以后你也走这条路。”

为选演员与司令斡旋“解放”了李仁堂

一个导演不仅要有出色的艺术功力，还要有非凡的办事能力。李前宽就是这样的人。1972年春节后，冬雪过后的长春寒冷得出奇。这一年，长影恢复了停滞七年的影片生产。按照上边的指示，先拍样板戏，再把“文革”以前的优秀影片《平原游击队》《青松岭》重拍一遍。长影的摄影棚里亮起了聚光灯，艺术创作者的脸上有了笑容。

厂里安排李前宽到承德话剧团去摸摸《青松岭》剧本和演员的情况，为重拍做些准备。李前宽坐着硬板座日夜兼程赶到承德，见到了《青松岭》的编剧张仲朋，也见到了戏里的全体演员。剧本好办，最让他挠头的是演员。当时正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李仁堂不能演主角，扮演钱广的演员还在烧锅炉，连演员也当不成。

承德话剧团的军宣队特意为李前宽安排一场演出，但用的全是B角。李前宽摇摇头说：“有以前李仁堂演的张万山在那儿比着，这个张万山能让全国观众满意吗？”军宣队觉得李前宽说得对，同意让他在全省选演员。李前宽走访了全省的文艺团体，认定必须用《青松岭》的原班人马。经过汇报，厂里很支持李前宽的想法。可是剧团领导十分为难，“这些演员能不能用，剧团说了不算，只有找承德地区的‘党政军一把手’牛司令”。

趁着牛司令来剧团审查片子，李前宽向他介绍了长影重拍《青松岭》的意义，补充说：“长影要重拍的三部片子都是反映河北农村生活的，而《青松岭》又是承德地区的，这两个月我在河北跑了好几个剧团，还没有发现有能超过‘文革’前《青松岭》剧组的演员。我已经向长影领导汇报，厂里同意启用李仁堂、李树楠、刘小妹和王忠礼等原班演员。希望得到牛司令支持。”

牛司令知道重拍《青松岭》意义重大，于是说：“李仁堂的戏是演得不错，既然长影表态用他，剧团就给他个梯子，让他做个检查爬下来嘛！我看就这么定了。”领导说了话，李仁堂和其他演员得到解放。李前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与李仁堂等演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仁堂在《青松岭》里的出色表演得到业界一致认同，后来被调到北影剧团工作，演了《泪痕》《子夜》《如意》《被告山杠爷》等影片，塑造了很多经典人物形象。

重导《青松岭》时，刘国权导演指名要李前宽当场记，“我喜欢这个小伙子，聪明好学，为人正派，是个导演料”。李前宽除了观察导演怎么拍戏，还把演员的位置，道具的摆放，演员的调度等等，一丝不苟地画在特制的场记表上。刘导非常满意，对大家说：“对这个戏第一个熟悉的是我，第二个就是李前宽。”

有大将军的胸怀才会拍出气势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各地文艺团体还处在“斗、批、改”的氛围中，演员能参加电影拍摄，可以看作是被落实了政策，也必然为他们后来的艺术生涯铺平道路。李前宽在那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副导演，却凭借超强能力，促成十位演员走上银幕，他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执着的担当，令人敬佩。

1975年，长影准备恢复生产故事片，厂里将李前宽调到故事片组担任副导演。他第一次外出组稿便带回了反特故事片《熊迹》的剧本。《熊迹》的作者是公安部创作组作家王文林，五十年代曾给长影写过《铁道卫士》。当时，导演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而享有盛名的赵心水导演正憋着一股劲想拍好片子，看到《熊迹》剧本的惊险样式，十分兴奋。厂里决定由他导演，李前宽做副导演。

赵心水导演让李前宽全权负责选演员工作。当时，李前宽看了中国话剧院演员石维坚在话剧《枫树湾》中的表演，觉得他很适合扮演《熊迹》的男主角。但因为家庭有历史问题，单位不让他上银幕。李前宽想，既然能在舞台上演主角，为什么不能在银幕上演主角呢？原来，“文革”中石维坚的父亲和“台属”继母双双遭到批斗，二人不忍受辱携手跳江自尽。在北京地安门后门桥石维坚的家里，李前宽同他长谈了几个晚上。李前宽决心为他争取这个机会。

在李前宽看来，办法总比困难多，只怕没有解决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他给公安部党组写了一封信，说明《熊迹》是公安部抓的戏，石维坚演主角是最合适的人选，只因社会关系不能出演太过遗憾。然后在王文林的帮助下，李前宽进入公安部食堂，见到了黄庆西副部长。黄副部长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早知《熊迹》的事，听了李前宽介绍影片的筹备情况，心有所动。李前宽又抓住机会向各位部长说明《熊迹》是周总理亲自指示要拍的题材，意在揭露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教育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他说，“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致的，石维坚可以在话剧舞台上演一号人物，也应该可以在电影里演一号人物”。

李前宽和王文林都觉得启用石维坚“有戏”，他知道使用演员的意见要通过文化部，就马不停蹄地跑到“文化领导小组”，拜见时任文化部艺术局长的戏剧家马少波，并向他汇报了去公安部借石维坚的事。当时，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的大秘书是电影学院老师汪流，也是李前宽在校时熟悉的电影文学系教授，李前宽又恳求汪老师一旦看见相关批件，一定尽快通知他。第二天，汪流老师就打电话告诉李前宽，公安部的文件下来了，同意石维坚出演《熊迹》的主角，批示已转到文化部艺术局并“中国话剧院”。李前宽道了谢，火速赶到中国话剧院院长室，把借石维坚的事敲定。同时给石维坚去电话，让他到招待所等消息。当疲惫不堪的李前宽回到招待所，一眼就看到正焦急不安的石维坚。他故意绷住劲走向石维坚，快到面前，冲他肩膀就是一拳：“哥们儿成了！”石维坚惊喜万分，激动的眼泪像开闸的水。

李前宽刚松了一口气，赵心水导演的电话打了过来，让他到南京京剧团把王馥荔请到厂里。赵心水说：“林农导演拍《金光大道》让她演主角。他们剧组的人去请，无论怎么说，团里都是一个字：不！林农是我们前辈，你务必帮这个忙。”李前宽以他的口才和热情，很快就借来正在演样板戏的王馥荔，参加了电影拍摄。影片上映后，王馥荔塑造的“大嫂”被观众称为“天下第一嫂”。上影厂谢晋导演看了电影《金光大道》和《熊迹》，决定让初登银幕的石维坚、王馥荔演《天云山传奇》中的男、女主角。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这二位在长影走上银幕的演员，后来成为中国影坛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1982年，李前宽、萧桂云伉俪导演的处女作《佩剑将军》在中国电影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李前宽说，导演要有大将军的气度，不能小家子气的照猫画虎。萧桂云说，有大将军的胸怀，才会拍出气势。8年后他们再次携手拍出史诗大片《开国大典》和《重庆谈判》，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宏大叙事美学。新世纪以来，作为导演，李前宽拥有开放的视野，不懈探索艺术的执着追求，力图用新观念来改造和发展电影。在王霆钧看来，东坡先生的一首《定风波》，可以作为李前宽、萧桂云夫妻的人生写照：竹杖芒鞋，吟啸同行，一蓑烟雨任平生。五十年过后，经过了苦难，也经历了辉煌，回首往事，他们做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意境。

文/本报记者李喆

来源：北京青年报

励志！从中专生到清华博士的逆袭人生

夜幕阑珊，北京CBD（中央商务区）的灯火依旧通明。这里，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仿佛总有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势，而川流不息的汽车和行人也仿佛总有一种不知疲倦的奔赴。这里，浓缩着一个都市至为丰富的梦想与现实，也承载着一个个至为精彩的人生沉浮。

环立之下，总高528米的“中国尊”透露着不凡的意象，它的建筑构思源于中国传统礼器“尊”。2023年9月，律师郭蔚以某知名律所合伙人的身份入驻这座地标性建筑，在更高的人生层次上，看到了更远阔的世界。

有别于影视剧中咄咄逼人又风情万种的“律政佳人”，眼前的郭蔚是一位干练又不失态度的现代女性，身材娇小、皮肤白皙，穿着得体的西装，开口带着温和的微笑，温柔的言辞中透着力量。回望过往，郭蔚走出的是一条妥妥的“大女主”人生路。

“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是父亲的信条，也是郭蔚践行的人生理念。刘土城村是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境内一个偏远的村庄，是郭蔚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们家一度困难到在自己村子都没地方住，父母亲不得已在村支部占了两间公房，才有了安身之处。”虽然家境贫困，但对儿时的郭蔚来说，乡村的生活简单又快乐。

“从来没有人否定过我，那时候过得很苦，但很快乐。”郭蔚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她在家中排行最小。家庭和睦、手足相亲，郭蔚在一个有爱的乡村家庭长大。父母虽然学历不高，但却是耕读传家，非常重视子女教育。更难得的是，没受村里重男轻女风气的影响，艰辛而坚定地供着几个孩子读书。

偶尔有人说：“女孩子为什么要上学？”但父亲却非常坚定和自信，他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必须读书，将来要上大学。”

郭蔚自小就爱读书，也颇具语言天赋，“小学一开始成绩挺好的，但一年级的寒假考试，本来考了第一名，老师居然因为‘不能比班长分数高’而给我减分，就有点受打击。”然而，这只是求学路上的一个小坎坷，骨子里的自信和性格里的倔强，让她在逆境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自我突破。

“从刘土城到清华园，走了很多年。”中学时，疼爱自己的大姐毕业分配到成武镇中学教书，带郭蔚走出了刘土城村。初中毕业后郭蔚考取了俗称“小中专”的曲阜中医药学校，经过3年学习，郭蔚到菏泽市某中医医院做了护士。

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不仅实现了农转非，还拿到了编制内的“铁饭碗”。起初，和家人一样，郭蔚也觉得工作足以安身立命，人生已成定局。但命运总会以它独特的方式鞭策你，尤其是对“有想法的人”。

对年轻的郭蔚来说，医院的工作紧张而按部就班，但工作的氛围并不理想。她没有放下爱书之心，工作之余，常醉心于阅览各类书籍。这本是个人爱好，却并不被理解，甚至因此遭受周围某些人的冷言冷语。年轻气盛的人对此总是难以接受，“不得不思考：愿不愿意要一个像那些人的现状似的将来？”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成了郭蔚释放压力和摆脱困境的唯一方式。如果做护士没有太大的成长空间，做一名中医大夫是否更好呢？她开始自考中医。方剂学、解剖学、针灸学……完成了6门她认为较难的自考时，一盆冷水又浇下来。

一位对于转岗有决定权的人“听闻我在考中医后，没有鼓励和支持，一句‘你不可能从护士转为大夫’浇灭了我的热情。”逼仄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又一次把郭蔚逼到墙角，“出路到底在哪里？一切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

她想要知道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究竟是怎样的。在书的世界里，郭蔚有着自由而奔放的想法，一旦这些想法照进现实，就给她打开了一扇窗。这，或许就是郭蔚弃医从法的根本因素。

“那时读到《合同法》，感动得热泪盈眶。”郭蔚用“迷人”和“美好”来形容她学习《合同法》的感受，“尊重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它通过保护个人权利而提升人生体验、维护个体尊严，这使我感到《合同法》里的世界满溢着人间温情。”

法学深深迷住了郭蔚。2000年左右，郭蔚通过自考获得了法学大专学历并成功考取了律师资格证，从实习律师开始，开启了“开挂”人生。2004年又考取了山东大学自考法学本科，并着手考研，先后拿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和清华大学法学硕士的录取通知书。“没想到我的导师崔建远教授正是当年我第一次读的《合同法》的作者。”

求学路上，郭蔚有一腔孤勇，但所幸，她并非孤军作战。从菏泽到北京，郭蔚的丈夫给予了她最大的支持和温暖的陪伴。“那个时候，孩子还小，两地奔波经常要坐夜车，都坐怕了，以至于现在我都不想坐火车，尤其是夜车了。”

2010年，郭蔚一家终于在北京团聚，结束了长期两地分居。生活渐渐安定，但郭蔚并未停下脚步，2012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求学路上最后一个阶段的考试成绩，和一年级第一个寒假本应得到的第一名成绩似成一个美好的呼应，一切似乎有了命中注定的意趣。

遗憾的是，2016年父亲和大姐相继猝然离世，没有看到郭蔚的博士毕业典礼。亲人的离去让常年拼搏在外的郭蔚忍不住回望家乡，“与世界的疏离感和对家乡的眷恋不断袭来。”

2017年，得到亲朋师友和北大清华校友们支持，郭蔚在村里设立了一间乡村图书馆。“地方就是我家曾居住的村里那两间村支部的公房，名字叫刘土城图书馆。”书籍曾带着郭蔚从刘土城走到清华园，走到了北京CBD，而今，她也希望以书为桥梁，连接起北京与家乡的脉脉深情。

“这个小小的图书馆，我并没有特别去打理，村小学的田满春老师是我们的志愿者之一，全靠她带着学生以及其他村民无偿帮忙照看。图书馆的钥匙就寄存在对面的小卖店里，村里人有谁想去看书借书，自己拿了钥匙去就行。”尽管处于“散养”状态，但这间小小的图书馆4年多来一直运转得不错，书架的书没怎么少，也总有捐赠的书上架，孩子们在课余还会帮田老师打扫卫生、整理搬运图书。

“现在中国法治环境越来越好了，大众对律师的工作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事律师一行20多年，郭蔚在业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声誉，同时她对律师一职也有更深的体悟。

“有人说，做律师不必读到博士，但在我看来，读了博士后开展工作更得心应手。”博士在郭蔚这里不仅仅是一纸学历，更是指导司法实践更精准的理论涵养。“理论深度不够，往往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甚至背道而驰的判决结果。”

可能有人认为律师不看律师剧，因为剧与现实不符。但郭蔚比较欣赏《BL》。“很欣赏他们的职业自豪感和敬业精神，以及为维护当事人权益全力以赴的信念。”郭蔚坦言，在一个司法实践闭环中，律师只是其中一环，所能维护的只能是“证据证明的真实”。

尽管加入新律所不久，但郭蔚已经成为该律所成立20多年来，做直播最多的律师。业界不少同行已经成为她的忠实粉丝。

一路披荆斩棘而来，郭蔚不曾辜负人生。“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我知道，每个人都会许下自己的愿望。愿望会一个一个实现，正如一树一树花开。”

对乡村振兴 他们有这些直观感受

时间走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传统的乡土中国，正在演变为新的城乡中国。全国数十万行政村、上百万自然村，踏上振衰起敝的道路，重新寻回失落的乡愁，建设现代化的美丽故乡。

作为首善之都的北京，振兴中的乡村又是怎样的呢？自北京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北京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坚持以首善标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重振，人才回归、文化再兴，三农面貌欣欣向荣，正在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振兴之路。五年过去，在新一届党代会召开之际，重读北京乡村的五年振兴之路，我们回看北京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或许会对这个城市和乡村，有不一样的感触。

“老田农业”田从和：

农业是苦，但有“魔力”

老田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田从和。受访者供图

房山区良乡镇东石羊村南的“老田农业家庭农场”，59岁的田从和每天早上6点至晚上7点一直都会泡在自己的200亩地里，365天一天不落空，草莓、鲜食番茄、西甜瓜、黄瓜、芹菜、菜豆……都是他的“挚爱”。这几年，在北京找老田学种地的人越来越多，他时常奉劝大家，如果不特别热爱土地、热爱农业，就别“掺和”农业。可真遇到追着他学农的年轻人，老田就只把农业的光环讲给他们听，“等他们真一头扎进农业，自然就知道苦，但那时也舍不得离开农业了。”老田说，这就是农业的“魔力”，也是自己为乡村振兴招揽人才、留住人才的一点小心思。

田从和30多岁就开始干农业，转眼就从“小田”变成了“老田”，与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这两年却琢磨起了无土栽培。老田说，2023年，房山区政府为了试验无土栽培，帮他在六个大棚里安装了水肥一体化设施，过去需要人工挨个施肥浇水的大棚，现在通过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观察棚里植物的长势、温湿度、光照情况、二氧化碳浓度，随时遥控机器工作。他手里还有一张政府发的“补贴卡”，买农资可以优惠不少。老田说，他反正是尝到了乡村振兴、科技兴农的甜头。

现在的老田又升级成了“田老师”，100多个微信群，每个群里都有来自全国各地几百名成员跟着老田在线学种地。让他最高兴的是，近几年村里学种地的年轻人开始多了。近来就有俩小伙子辞掉工作，要拜老田为师。老田知道种地的乐趣，也知道种地的辛苦，最清楚爱农业的人一旦入了“坑”，就很难舍得抽身。老田清楚，乡村振兴要想发展，人才尤为重要。他想尽自己的努力，为农村、农业留住人才，尤其是年轻的人才。

于家务乡南三间房村党支部书记赵来春：

“村里的活儿，越干越有奔头”

南三间房村党支部书记赵来春。受访者供图

6月初的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三间房村，街道两旁夏花正艳。南三间房村党支部书记赵来春打小儿在村里长大，他说，乡村振兴给村里带来的直观变化是环境更好了，但更深远的影响是村民精神面貌、生活习惯的改变，“村里的活儿，越干越有奔头。”

南三间房建于清代，历史悠久，但村子并不大。2016年，赵来春成了村书记。那会儿村民的土地都流转出去了，租金却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赵来春摸底了村里的情况后，找“租户”沟通了多次，让村集体、村民拿到了该有的合理收入。当时，村里几乎家家房前屋后都自己建的车棚、旱厕、柴房。他带领村“两委”班子一起清脏、治乱、增绿，建立村庄长效管理，设立村规民约。“就和咱自己家过日子一样，起码得先把家收拾得干净利索，才能好好过日子。”

现在的南三间房村，早摘掉了“软弱涣散村”帽子，收获了“首都绿化村庄”“首都文明村”“北京市垃圾分类示范村”以及“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诸多荣誉。赵来春称，这几年村里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加速”，国家对“三农”工作的重视是首要因素，尤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对于想干点实事儿的基层干部来说，开展日常工作时比以前自信许多，有了目标，道路清晰，工作干起来就更有奔头了。“看到村里环境变好了，听到村民说‘你们干了实事儿’的时候，感觉我们基层干部的所有忙碌都有了价值，自己也有存在感、获得感。”

中国农大教授朱启臻：

城乡有互动，乡村振兴才更有希望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受访者供图

房子破旧、低矮潮湿，道路泥泞，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记忆中大峪沟村的样子。但现在，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回到村里住，既是调研，也是在记录家乡的变化。

每次回到房山区张坊镇大峪沟村，朱启臻都会和村民聊起村里的不同。村庄整洁了，环境变好了，村里的基础设施提升了，过去限时供应的自来水现在一天24小时供应，水质还变好了。村民盖起新房，日子富足起来。朱启臻甚至专门做过比对，发现现在村子的“物业”管理比一般城市居民小区的管理还到位，村子有固定的保洁员，有专人进行垃圾分类。村民的环保意识也明显有变化，没人再随手乱扔垃圾，习惯性地把自家庭院收拾得干净整齐，经常要栽种一些花花草草进行点缀装扮，村民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现在的大峪沟村，更像是一个大花园。”

村里人感受到了变化，村外人也都知道现在的农村住着比以前舒服。朱启臻称，过去的乡村之所以衰败就是因为没有人，特别是没有年轻人。农村环境转变了，年轻人愿意回来居住、回来创业，农村产业就发展了，乡村就更兴旺了，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和影响的关系。“大峪沟村就有好多年轻人准备回村发展民宿，搞融合产业。城乡有了互动，乡村振兴就多一条路子，才更有希望。”

不过朱启臻谈到，北京农村变化之所以大，离不开党委的领导、政府的支持。但未来北京地区乡村振兴发展，还有两个方面需要认真研究、下功夫。“一方面是产业发展，要有意识地去发展适合北京地区的产业，乡村发展才可持续，不能全靠党委政府。另一方面，北京的传统村落已经很少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挖掘、恢复尤为重要。如果我们传统的东西丢得太多，老百姓的幸福感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留住乡愁、留住乡村文化，把乡村的根留住，在未来的乡村振兴中至关重要。”

“科技小院”负责人王冲：

技术有了，还需要懂产业运营的年轻人

王冲和两个学生在田里查看。受访者供图

在北京提起科技兴农，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起“科技小院”。这种去农民身边搞科研、零时差直接指导的模式，让太多农民受益，而“科技小院”在全国有480家，仅在北京就有60多家。“将来，科技小院不应仅限于农林院校的研究生参与，还应该吸纳一批有志从事农业、想创业的青年人，一起参与科技小院建设，大家一起助推乡村振兴。”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西樊各庄村科技小院负责人王冲表示。

多年来，王冲奔波于北京的各个乡村，和学生们一起，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民科学种植，探索更多的科技小院模式。2023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科技小院落地平谷区西樊各庄村，住在山脚下的村民第一次知道种了大半辈子的庄稼还有更高产高效的种植方式；2023年，通州西槐庄科技小院成立仅一年，靠着村里流转的20亩几乎要撂荒的土地，通过种植新品种给村里带来了约30万元的村集体收入；大兴区首家“科技小院”落地长子营镇小黑垡村，通过林下经济发展规划，一年就为村集体创收47万余元。

目前科技小院发展甚至已经上升为国家行动，更多的科技小院正在全国各地兴起。王冲表示，科技小院致力于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当前，“科技小院”储备了大量的专业农业技术，但由于主要依托于农学老师、研究生驻扎在一线指导农民种植，在运营、发展农业产业方面依旧急需青年人才。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有想法、有干劲、想创业的青年人加入“科技小院”建设，深入到农村，通过“技术+产业”模式，加速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全国科技小院总部即将挂牌，计划开展全国科技小院的导师培训、科技小院云课堂等，为科技小院、乡村振兴发展培养更多人才。

新京报记者曹晶瑞

编辑张树婧校对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