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细菌战(日军在常德发动的细菌战) - 简单百科|募实好加盟网

常德细菌战

常德细菌战是指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731部队在湖南常德发动的细菌战，日军空投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谷物等，造成至少7643人死亡。

抗战期间，湖南常德作为关键战略要地，是长沙市的主要后援地，使得常德成了日军心腹大患。当时，中国国民党名将薛岳与日军展开了第一、第二长沙会战，击毙日军甚众。1941年11月4日，在无法分出兵力攻打常德的情况下，日军在常德发动细菌战，首例患者蔡桃儿发病36小时后死亡，疫情以常德城为中心，波及周边10个县30个乡的150多个村，通过水路交通造成鼠疫大流行。相关资料显示，最初死于鼠疫的就达600余人。常德防疫处采取封锁疫区、强制火化尸体等措施，直到一年后的1942年12月底，鼎城区及周边地区的疫情才被完全控制。

从1997年开始，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推举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控告日本政府，要求就细菌战罪行公开谢罪并赔偿。虽然最终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未能得到有效的赔偿，但日方第一次承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

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摧垮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不顾国际法律的约定，组建731部队等细菌部队，毅然对中国军民无辜实行细菌战。武器为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造成不少地区的人们无辜死于因细菌战造成的瘟疫。

日军曾在山东西部、云南西部、浙江衢州、湖南常德等地发动细菌战，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例如，鲁西细菌战致42.7万余人死亡，1500公里土地沦为无人区；滇西细菌战致20万人死亡；衢州细菌战致传染病流行8年，30余万人患病，5万余人死亡；常德细菌战已确认遇难人数达7643人。

常德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自古就是北通荆襄、西连黔川的军事重镇。1940年6月，日军攻占宜昌，封锁长江三峡水道，将中国的第五战区沿江分为南北两半。8月，第六战区宣告成立，长官部设在靠近常德的鄂西恩施。从此，处于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结合部上，既是第六战区长官部的屏障，又是第六战区军民的粮仓，而且扼守湘川公路，连通第六、九战区的常德，战略地位变得更为重要。

为加大对常德的破坏力度，1941年8月11日，日军负责协调细菌战联络工作的井本熊男中校飞抵南京，下达大本营陆军部作战指令（简称“大陆指”），对中国常德实施细菌战。

常德由于南面与湖南省会长沙市接近，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重要的交通枢纽，连接着重庆市和华东、华中地区各地。当时，中国国民党的名将薛岳与日军展开了第一次、第二次长沙会战，击毙日军甚众。而常德是长沙附近的战略要地，是长沙的主要后援地，为救护、医药、粮食的补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常德，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由于日军腾不出兵力攻打常德，为了拔掉常德这眼中钉，肉中刺，日军在1941年11月日军对常德进行了鼠疫细菌的投放。细菌投放1个月之后，1941年的12月，日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市会战，当国民党军与日军在长沙前线大决战的时候，常德城内也展开另一场决战——人与鼠疫病菌的生死搏斗。

长沙会战中，薛岳部与日军激战并歼敌十余万；同期，距长沙百余公里的常德爆发鼠疫，城区遭受严重疫情冲击。

发展历程

细菌战

1941年9月，关东军司令部召开部处长会议，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传达了井本熊男提交的“大陆指”，要求石井四郎扩大培养鼠疫等传染媒介，准备对常德实施细菌战。731部队第四部一课柄泽班班长柄泽十三夫率约30人执行该任务。据柄泽班成员田村良雄战后供述，9月中旬至11月上旬，该班共生产鼠疫菌约70公斤。

1941年11月4日清晨，5时30分，一架日军九七式轻型轰炸机自南昌机场起飞，6时50分进入常德市上空，在浓雾中盘旋。空袭警报骤响，居民离开房舍，向城外七里桥、船码头等地疏散转移。飞机俯冲后拉起，机长增田美保少佐打开撒布器，沿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五铺街、水府庙等城区投下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烂布条等杂物，随后飞离。警报至下午5时方解，居民回城，未见爆炸，唯见街头散落的谷物与布絮。

谁都没料到，那些空投而来的东西竟隐匿着巨大危险，但每个人都能凭直觉感受到其中暗藏的危险。县政府迅速行动，派出军警，在乡镇公所的配合下，组织居民对空投的垃圾进行清扫并集中焚毁。与此同时，还安排人员将一包垃圾火速送往广德医院（今常德第一人民医院前身）进行化验。

此后两天，常德市境内竟出现了死老鼠。常德市民对此尚未察觉到异样，但时任广德医院副院长的谭学华却凭借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他怀疑，日本飞机撒下的谷物里携带了鼠疫病菌。要知道，鼠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烈性病菌，死亡率极高，俗称“黑死病”。

谭学华立刻紧急召开会议，在会上他介绍道：“昨日敌机空投的物品，经我院初步检查，发现有类似鼠疫细菌的存在。鼠疫是传播速度最快、致死率最高的病疫，常德此前从未出现过。政府必须尽快采取措施，防止鼠疫大规模流行。”县政府当机立断，一方面立即向省府发出急电，请求派遣防疫专家并拨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另一方面迅速开展紧急防疫动员工作。

1941年11月8日下午，常德县政府召开防疫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城开展防疫大扫除，同时拟定防疫宣传、捕鼠竞赛、设置隔离医院等具体防疫措施。

空投发生后的第三天，即1941年11月7日，谭学华将检测结果以电报形式上报重庆政府。当时，他尚未收治到确诊携带鼠疫病菌的病人，这份单纯基于检测的报告未得到中央政府重视。国民政府未重视这一异常情况，且当时多数常德市居民缺乏防疫减灾知识，对鼠疫危害不了解，这为后续情况埋下隐患。11月4日鼠疫病菌投放后，常德市已出现突发高烧死亡病例，但这种急性死亡现象未引起人们重视，常德因此错过防控鼠疫的最佳时机。

常德有个12岁的小女孩，瞅着机会溜出家门，跑到门前的街道上玩耍。彼时，她对战争和危险毫无概念，听到空袭警报响，还咯咯地笑个不停。她还没尽情领略过生命的欢愉，更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

当天晚上9点，小女孩突然体温骤升，浑身打冷战，还不停地呻吟，疾病就此发作。母亲赶忙把她送到广德医院，可终究没能挽回她的生命。两天后，小女孩因感染鼠疫离世，她成了常德细菌战的首位患者。

常德城里满是恐怖的气息。整座常德城都被阴霾笼罩，人们谈“鼠”色变。时间在拖延中过去，疫区一天比一天大，疫情也一天比一天严重。常德市鼠疫爆发最严重的地区是石公桥镇，它距离常德市区有25公里，因为一条长2.5公里的石公桥而得名。这里是常德市唯一的一条水路交通道路，对内它连接着常德市的土桥河和陈家湖，对外它通达澧水和沅江。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繁华的商贸码头。然而，因为常德细菌战，有人将石公桥称为死亡桥。据常德细菌战的幸存者讲述，石公桥附近的不少人家，很多都是一家死四五个，五六个，其中一家一连有11人去世，死伤惨重，这一家只有一个在外地读书的小儿子因细菌战时不在常德而身处外地才幸免于难，石公桥镇的一个村子里，原来总共有400多口人，死了将近一半201人。可见细菌战之惨烈。

还有一户人家共7口人，自户主女儿出现状况起，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成员相继离世，最终全家无一生还，且无人处理其后事。由于石公桥镇紧靠湖泊，人们易于通过湖面逃亡，防疫封锁很难奏效。因此，石公桥不可避免地成为周围乡村的疫源地。两个月后，当石公桥镇疫情得到控制时，鼠疫开始向周围乡村蔓延。

常德城区开展的鼠疫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桃源县李家湾和常德县石公桥等地的鼠疫疫情后续也得到了成功控制。然而，城区防疫工作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村防疫资源与进度为代价的。实际上，农村地区的鼠疫疫情严重程度远超城区。

鉴于鼠疫呈现出流行且愈发严重的态势，常德防疫处不得不采取更为严格的防控举措：在车站、码头以及通往长沙市、慈利县、澧县等地的要道上，设置检疫站，实行交通管制；江中的船舶，一律不准靠岸，必须隔岸10米停泊；将关庙街、鸡鹅巷、法院街、五铺街等划为疫区，重新封锁后由防疫人员用来苏、漂白粉反复消毒；发现可疑病人，一律送隔离医院；鼠疫死者尸体，强制火化。而为了防止肺鼠疫在学校暴发流行，常德防疫处开始动员疫区学校迁移，并命令戏院、电影院、澡堂等公共场所暂停营业。人们在惊恐中被军警绝望地堵在家里。由于防控严密，1942年8月，城区鼠疫基本被控制住。1942年12月底，鼎城区及周边地区的疫情才被完全控制。

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底，先后有镇德桥、周家店、韩公渡、大龙站、双桥坪等乡镇暴发鼠疫，死者不计其数。

浮出真相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些日本老兵回忆录及战时日记的披露，掩盖50余年之久的日军细菌战罪行才逐渐浮出水面。1996年，“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寻访幸存者、死难者遗属。

1996年至2000年，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经过调查发现，1941年日军731部队实施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以常德城为中心，波及周边10个县30个乡的150多个村。鼠疫大流行，夺去无数人的生命。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自己是日军细菌战的牺牲品。日军发动的细菌战，在常德究竟杀死多少无辜平民，很难做确切的统计。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未真正掌握实际死亡人数。

1996～2000年，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通过长达近5年的艰苦调查，记录的死者为7643人。“实际受害人数远不止7643人。双桥坪乡蔡家湾99户371人，除了1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其余370人全部感染而死，这370人大多因不知道姓名而无法登记。”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前常务副会长徐万智说。

诉讼

历史是不容被亵渎的。1997年8月，湖南常德30人、浙江衢州5人、宁波6人、江山6人、义乌61人，共108名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推举王选、何英珍、何祺绥、王锦悌、王晋华为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控告日本政府，要求就细菌战罪行公开谢罪并赔偿。1999年12月，湖南常德31人、浙江义乌18人、衢州9人、宁波3人、江山9人、东阳2人，共72名受害者及遗属再次提起诉讼。2000年5月22日第14次开庭时，法院当庭裁定将两案合并审理。

“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自1998年2月首次开庭，至2001年12月宣判前最后一次开庭，历时近四年，共开庭27次。其间，日本政府代表仅作过一次答辩，此后便始终保持傲慢的沉默。中国的原告代表和他们的辩护律师以及证人，把法庭当作控诉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的讲台，充分地揭露了日本731细菌部队的暴行。2002年，在细菌战诉讼一审判决前3个月，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册》终于完成。

起初，日本否认其在常德市、衢州市等地制造细菌战的事实。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案进行宣判，驳回中国180名原告的一切请求。但东京地方法院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判决书用10多页的篇幅指出日军曾在衢县（衢州）、义乌、东阳、崇山村、塔下洲、宁波市、常德、江山等地实施细菌战，造成1万以上的人痛苦死亡。虽然中国的原告未能得到有效的赔偿，但日方第一次承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

2002年8月30日晚上9:05，细菌战诉讼原告代表向东京高等法院递交了上诉书，要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进行赔偿。诉讼之路依旧漫长，但原告与支持者均表示：不获全胜，绝不止步。

2005年7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三审判决维持原判。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2011年11月4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锋担任会长。

2025年6月19日，曾帮助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打官司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再次踏上鼎城区韩公渡镇的土地，他要去看望镇上的受害者原告，却得知最后一名受害者原告高明顺已悄然离世。

历史背景

发展历程

细菌战

浮出真相

诉讼

相关影响

相关纪录片

《常德细菌战》

《黑血——日军对华细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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