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武装，是指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通常是国家或政治集团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是常备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地方武装虽然在形式上都是群众性武装组织，一般在农闲时集结训练，维持地方治安，但必要时也可外调作战。从政治上看，地方武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因隶属于不同政权、政治集团，有着不同的阶级性质和使命。

明代初年，沿海边境有“民兵”，由边郡乡民为防倭寇自发组建，同时还有应募参与军事行动的“乡兵”。明朝中叶，农民暴动频发，明廷组织地方豪强武装戍守战略要地。清代，官府和地主士绅招募乡民建立团练；义和团原是反清秘密组织，中日甲午战争后，义和拳等团体组合发展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反帝斗争组织。民国时期的地方保卫团，作为警察辅助组织，起初用于强化社会治安，后来被国民政府所利用。

抗战时期的主要地方武装包含山东纵队、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山东省纵队经五期整军实现正规化，后与八路军115师融合，成为“地方正规兵团”，支撑山东成为基本覆盖一省的敌后根据地。东江纵队是由中共组建的东江游击队，支撑起华南抗日武装体系，被党中央誉为“广东省人民解放的旗帜”。琼崖纵队前身为琼崖讨逆革命军，在孤岛之上坚持游击战争，抗击日、伪、顽势力，作战2200余次。

历史发展

从政治上看，地方武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因隶属于不同政权、政治集团，有着截然不同的阶级性质和使命。

明代地方武装

民兵乡兵

明朝初年，在民间就组建有地方武装组织，依循元代制度，设立了管领民间武装的万户府。这些民间地方武装大多由边郡乡民自发组织，“自备军，团结防边。”尤其沿海边境一带乡民，因苦于倭寇骚扰，故当地户籍者自愿从军的很多，意在保卫家乡，朝廷称之为“民兵”。然而，朝廷惟恐其在当地为患乡里，便在沿海各地之间互相迁徙这些民兵。例如，让浙江省的民兵去福建省防倭。此外，明朝当时还有乡兵。“乡兵者，随其风土所长应募，调佐军旅缓急”。戚继光曾招募“乡兵”防守蓟州。

地方豪强

明朝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苛捐杂税繁重，农民生活无着，背井离乡，暴动时起。其中，以正德五年（1510）刘六、刘七起义影响最大。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到之处无人能敌。短短数月间，攻克了诸多郡县，大军直逼京城，京师大震，动用了京营禁军和周围各地的边军，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地方武装。正德六年（1511）八月，明廷依据天津市兵备副使陈天祥之奏请，增拨天津三卫马匹，并增募善骑射者为兵，组织地方豪强武装，成守北直隶与山东省交界处，以防起义军再攻直隶。

清代地方武装

团练

团练是清代官府和地主士绅招募乡民而建立起来的一支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各户皆出壮丁，平时则训练，有事时则互相保卫。”

义和团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清朝初年民间反清斗争的一个秘密组织，属于白莲教的一个支派。长期以来，活动于山东、河南省、河北省、苏北一带。及至咸丰同治年间，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团，以“自卫身家、防匪防盗、守望相助”为宗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加紧，中国面临被瓜分的民族危机。活跃在山东省、直隶等地的义和拳、大刀会、梅花拳、神拳、红拳和乡团中的义和团，以及其他民间武术团体和秘密教门的结社等团体互相组合，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发展成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

民国地方武装

民国时期，各地奉命成立保卫团。地方保卫团是由地方官署领导和监督的、以原有乡团保甲为基础的、被农村土豪劣绅所把持的基层武装治保组织，始创于1914年。它作为警察辅助组织，是封建的乡团保甲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自然延伸和畸形发展。组建地方保卫团是北洋政府总结历代封建统治阶段编练保甲的经验，为强化社会治安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后来被国民政府继承下来，成为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作斗争的一支反动力量。

抗战时期地方武装

山东纵队

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组织先后领导发动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森林公园、黑铁山、牛头镇、徂徕山、泰西、滨海、鲁南村、单县等武装起义。起义参与人员主要包括受中共影响和动员的农民、矿工、地方民团和部分原隶属于中国国民党的武装及溃兵。同时，平津流亡学生和山东省各地的知识青年也大量加入，成为山东抗日武装起义的力量。其中，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是中共在山东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中心一环，由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在地理位置关键的鲁中地区发动，起义部队很快发展到4000余人，成为在泰山区、沂蒙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与其他武装起义一起在地域上基本遍及全省，为中共山东地区武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8年初，中共的游击部队在华北的平原地区发展迅速，特别是山东完全靠地方党发展出一支军事力量，鼓舞了中共中央。4月，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书记黎玉到延安市汇报工作，表示山东的游击战争大可发展。中央决定选派军事及政治干部前往。临行前，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郭洪涛等全体干部，强调：“山区的游击战争是可以坚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平原的游击战争能否坚持，还没有经验，需要看一看。”由此可见山东游击战争的情形对中共中央决策的重要影响。而山东武装的发展也进一步巩固了中共中央发展平原游击战的决心和对山东的重视。11月，中央又决定由黎玉、张经武率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部分学员和一批中国工农红军干部、白区工作干部近200人前往山东省，加强领导。

在抗战初期，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如民团，保安队，壮丁队，义勇军等，实行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并取得其中的指导地位。并用一切其他合法的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中共山东起义武装最初多命名为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队、抗敌自卫团等，也有的使用八路军番号，甚至还有使用国军番号的。为了加强党对各游击队的统一领导，郭洪涛建议山东境内各部队统一使用八路军番号。

自1938年6月以后，中共山东各地武装均改称八路军，初步取得了番号的一致。至该年底，中共山东武装除冀鲁边与鲁西北地区的部队外，先后整编为8个支队，分别命名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二支队。支队这一番号的使用，在编制上使得中共山东部队已具有了半正规军的性质。12月27日，为了进一步统一山东省各抗日游击支队的领导，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张经武为总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江华为政治部主任，王彬为参谋长，统一指挥山东各地的中共武装。建立之初的山东纵队则整编为10个支队另3个团，共25个团，2.45万人，另有地方武装1万余人。

山东纵队的成立意味着山东起义武装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但是，山东纵队是在战争的环境下由地方党领导组建的，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特别是“军政干部缺乏，武器落后，战斗经验不足；兵员多为农民和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游击习气浓厚，平均主义倾向严重”，加之地方政权建立较晚，“没有稳定的后方，部队分散，交通不便，联络不畅，给养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使部队较长时间地停留在游击阶段上，战斗力不能很迅速地提高。而且，山东纵队的特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纵队在编制上已属于八路军系统，并接受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领导，另一方面部队缘于各地起义武装，在装备、官兵素质、作战区域等方面则更富于地方武装、游击队的性质。因此，山东纵队的建立，实际上标志着中共山东武装开始由地方武装向正规军转化。

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离不开正规军的帮助。为此，1938年5月，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在南上庄会议上提出：“几个主要支队开始由游击队向正规军的道路上前进”，并决定创建主力兵团。作为中共在山东省的主要武装力量，山东纵队也提出了正规化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以八路军、新四军等主力部队为标准，在编制、党务、政工、装备、作战素质等方面达到或接近主力部队的水平。山东纵队提出的正规化的标准与条件主要包括：编制与装备的完善和改进、军政理论与技术水准的提高、保持部队的优良作风与制度的完善、保持党的绝对领导以及顽强的战斗力等5个方面。而实现部队正规化的主要方式是进行整编、整训。

山东纵队成立伊始便着手整编部队，将建立正规军视为明确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提出首先整理3个主力团，具体要求：四支整理一个团，八支及二支一部整理一个团，五支来鲁南之一团及三支各团整理一个团。还有一部着手编成三、五、六等支队。从1939年2月到1942年2月，山东纵队先后进行了五期整军，中心任务是“使部队正规化，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地方武装基干化，全体武装党军化，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增强全体游击队的战斗力”。

1939年2月至5月，山东纵队以整编和部队建设为中心进行了第一期整军，主要侧重于调整部队的编制。整编后，山东纵队下辖第二、三、四、五、六、八支队及陇海南进支队、特务团、鲁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一总队，大部分支队取消了团一级机构。整理编制可以说各期整军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第三期整军，恢复了团的建制，部队由二四制改为三三制，即每支队3个团，每个团下辖3个营，每个营下设3个连，每连145人。

1939年8月至12月的第二期整军，以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巩固新发展的部队为中心任务。山东纵队建立初期，政治工作比较薄弱。为此，部队设立政治战士，负责战士的政治工作。经过第二期整军，政治工作在部队中奠定了基础，政治机关基本健全，并开始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政工人员的素质也得到了提高。在第二期整军中，连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并发展党员，党员达到部队人数的15％至20％。此后，部队中的党员在数量与比例上进一步提高。

1940年2月至5月，山东纵队进行了第三期整军，主要任务是巩固和扩大部队。山东纵队建立初期，干部缺乏。为此，部队主要通过办学校、教导队等方式来培养干部，同时各支队成立干部流动训练班和随营学校，吸收地方青年及有实际经验的班长、战士参加。因此，山东省纵队中干部90％以上是山东人。另外，山东纵队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形成了山东纵队支队以上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中国工农红军干部和长期做地下工作的老党员，中下层则多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格局。同时，部队整体规模也有很大发展。第三期整军后，山东纵队主力部队（不包括已拨出的3个支队）发展到3万余人，拨出的3个支队也在一年中扩大至9000余人。地方基干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仅鲁南、胶东半岛两个地区的地方武装就发展到2万余人。第三期整军后，党员发展到部队总人数的1/3，已达到中共军队的普遍标准。

因日军的“扫荡”，第四期整军从1940年9月进行到1941年2月。为了进一步巩固与推动部队扩军的进行，此期整军主要要求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山东纵队在部队中推动政治教育，将“政治上、思想上来巩固我们的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常保朝气”作为政治教育的中心。干部主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士兵主要进行阶级教育，并且通过宣传“中国亡了国，工人、农民将会遭受更悲惨的压迫与更大的痛苦”，将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结合起来。此外，在士兵中也注意进行纪律教育，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严肃战斗纪律，保证士兵坚决执行命令。军事教育主要训练官兵射击、投弹、刺杀、爆破等技术，并将训练与实战结合起来。另外，山东纵队也在部队中进行了以扫盲为中心的文化教育。第四期整军后，党员比例进一步提高到39％以上，各旅、支队相继召开了党代表大会。第四期整军建立了正规旅，将所属部队整编为第一、二、三、五旅和第一、四、五支队及直属特务一、二团。旅团结构的建立，使山东纵队的编制与八路军主力部队的结构更加接近。而整编后的支队更类似于旅的补充形态，成为向正规旅过渡的单位。

经过一、二、三期整军，山东纵队已进入正规化之初步，各种制度均已建立。第四期整训后，山东纵队既有主力部队，也有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已经可以脱离原来活动的地区，调往外区担负较大规模的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山东纵队已经从游击队变成了野战军，变成了能够进行一些伏击运动战的正规军。

1941年8月至11月，山东纵队继续从编制、党务、政工、扩军、官兵教育等方面入手进行了第五期整军。在此期整军中，朱瑞即宣布山东纵队实现了部队正规化，景晓村也认为，经过五期整军，山东纵队“无论在装备上、编制上与战斗力的提高、政治工作的加强上，都说明已经走向正规化”。自此，山东纵队迈入了八路军正规军的序列。而且，山东纵队的整军是在不断作战的环境中完成的，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1938年起，八路军115师、八路军第129师一部陆续进入山东省，其中115师与山东关联尤为紧密。此前山东已存在具有地方性质的山东纵队，形成“先有地方武装、后有正规军”的特殊格局。1938年4月黎玉向中央建议派主力团赴鲁，毛泽东主张增派兵力；7月115师第5支队、129师津浦支队进入冀鲁边，9月萧华率部组成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但均未深入山东腹地。同年12月，115师代理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奉命率师直及685、686团开赴苏鲁皖地区，1939年3月以“东进支队”名义进入鲁西，与鲁西区党委、山东纵队第6支队会合。

1939年上半年，山东省境内中共武装主要为八路军第115师主力一部（泰西、单县）、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津南、鲁北）及山东纵队（鲁中、鲁南等），前两者属115师体系。为强化统一领导，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拟派徐向前、朱瑞赴鲁；6月二人抵达后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政委，8月山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朱瑞兼书记）。但第1纵队实际仅指挥山东纵队，115师因独当一面、可直联中央及战略上计划向华中地区发展（属野战正规军），保持相对独立性，与山东纵队（处于游击队向正规军过渡、侧重开拓根据地）形成两种不同性质武装的并存局面。两支部队曾存在指挥、财源与兵源矛盾：指挥上缺乏完全统一；财源方面八路军第115师初到鲁时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拨资金（如胶东半岛35万元中拨20万元）；兵源上115师常从山东纵队及地方武装补充兵力（1940年山东纵队共拨给115师3万余人枪，多期整军中有纵队部队调归115师）。

为化解矛盾，中共中央推动多方面协同：人员交流上，1939年12月要求115师抽2500人枪编入山东纵队，1940年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进一步明确115师调干部、主力连营支援山东纵队，同时山东纵队也向115师输送知识分子与干部，还组织干部参观团促进经验共享；指挥统一上，1940年8月中央决定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保留番号、靠拢领导机关，陈光、罗荣桓加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参与军事领导，徐向前调回延安市后第1纵队于1941年1月撤销；1941年7月中央军委令山东纵队划归115师指挥，9月合组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并合并部分后勤机关实现统筹供给。

通过系列举措，两支部队增进了解、加强协同，既推动山东纵队正规化建设，也壮大115师力量，共同巩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为后续八路军山东军区建立与部队融合奠定基础。

1941年，山东省形成山东纵队与八路军第115师两支正规军并存的局面：山东纵队承担山东境内机动作战任务，115师则兼顾山东作战与转战华中地区的战略任务。但1941年后，受自然灾害、日军“扫荡”影响，中共推行精兵简政，山东难以同时供给两支正规军；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下，毛泽东判断山东将成为抗战后期部队转移的枢纽，115师任务转向完全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两支部队关系调整迫在眉睫。

早在1941年11月，中央军委便提出建立八路军山东军区，明确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划归地方部队，以其司政机关为山东军区司政机关，八路军第115师统一指挥全山东部队（含山东军区），山东纵队则指挥领导全山东军区所属部队（含民兵），政治上直属中共山东分局，军区、军分区接受同级党委领导。1942年2月，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山东纵队司政改为山东军区司政机关并可兼八路军鲁中军区，供给、卫生等机构统一隶属于115师，朱瑞、黎玉等亦同意撤销山东纵队名义、改为山东军区；4月，山东纵队司令部、115师师部与中共山东分局合署办公。因山东省领导层面出现不团结问题，中央派刘少奇赴鲁指导，强调八路军第115师需尊重山东纵队的地方性、保守性，同时要求转为地方部队的山东纵队多帮助主力军。在此过程中，山东纵队开启主力地方化，部分武装划归115师，部分留作山东军区机动部队或待后续划归115师，大部分划归各军区作为基干力量；地方武装也分化为基干部队（相当于地方武装中的正规军）与普通游击队（县区级武装），基干部队成为地方武装向正规军过渡及正规军地方化的重要形态，各军区武装力量随之增强。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正式改为八路军山东军区，黎玉任政委，王建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江华任政治部主任，其司政机关一分为二，一部为山东军区司政机关，另一部由罗舜初带领组建鲁中军区司政机关，各军区下设若干军分区。同期，党的一元化领导得到加强，中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决定一切领导集中于山东分局，9月撤销山东军政委员会，山东军区政治上归山东分局统一领导，各军区军事上建立独立垂直指挥系统，且在政治上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各抗日根据地还设立武装部门以集中统一领导地方部队及人民武装。

1943年2月，黎玉致电中央，提议进一步统一山东省领导、将115师部机关合并于八路军山东军区，获中央军委同意，军委同时要求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师直及山东军区速即合并，撤销115师及原山东纵队各旅番号，保留胶东半岛、鲁中各三个主力团，鲁南、滨海各两个主力团，清河一个主力团，共十二个团。3月22日，中央军委正式下令，山东军区与115师合并，罗荣桓任军区司令员兼115师政委并代理师长，黎玉任军区政委（后改为副政委，政委由罗荣桓兼任），原115师代理师长陈光调延安市学习。新组建的山东军区下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6个军区，除保留若干主力团外，其余部队均转为地方武装，以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为核心目的。至此，山东根据地军事指挥实现完全统一，山东纵队与115师彻底融合，八路军山东军区也发展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建立的晋冀豫、晋察冀、冀鲁豫、晋绥之外的五大军区之一。

东江纵队

1938年10月，日军登陆惠阳区大亚湾，中国国民党守军溃败，广州市及东江下游地区迅速沦陷。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成立多支人民抗日游击武装，之后，在东江下游惠阳、东莞、宝安区等地成立了多支游击队，通称东江游击队，后历经数次整编。​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东江游击队进至香港九龙地区坚持抗日，组织“秘密大营救”，并与盟军展开合作，蜚声华南及海内外。因孤悬敌后、远离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力量弱小且分散，东江游击队不是以党领导下的军队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人民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

东江纵队未亮红旗的利弊：利处是可争取人民群众支持，避免给中国国民党顽固派以“摩擦”借口；弊端是不便加强领导，中央派来的东江军事委员会主席梁鸿钧、参谋长李振亚等老红军干部的真实身份仅少数领导知晓，在一般干部、战士心中只是军事教官，作用受限制。​

1942年2月，东江军政委员会成立，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为主任，委员有梁鸿钧、曾生、王作尧等。10月，尹林平向中央提出是否公开游击队红色面目的问题，因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后广东省陷入白色恐怖，党中央认为条件未具，11月8日周恩来复电指示“对外应以人民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

1943年1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广东省临委）成立，直接受中共中央及其南方局领导，尹林平任书记，委员有连贯、梁广，与东江军政委员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合署办公。此时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根本好转，法西斯联盟开始瓦解；国内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摆脱严重困难，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7月10日，尹林平致电周恩来，提出东江游击队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认为“面目公开对实际活动无碍”。​

1943年8月23日，新华社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首次宣布广九路地区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及抗击敌军情况。9月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部、政治部决定向全队公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9月20日，周恩来电复尹林平批准成立东江纵队，指示“纵队可以发表宣言，而且应该强调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才能在敌后存在和发展”。​11月1日，尹林平领衔发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指示信，以纵队名义公布接受党的领导。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惠阳区土洋村（今属深圳市大鹏新区）根据地发表成立宣言，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司令部、政治部，尹林平兼任政治委员，一般称为“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1944年1月1日，曾生、尹林平等发表就职通电，明确“诚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彻底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

194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对华南抗战作出指示。8月，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和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研究部署工作，决定对东江纵队进行整编，设置支队建制，共有7个支队和港九独立大队。在党的领导下，东江纵队加强武装建设，扩编部队，提高军队战斗力，深入敌后，转战各地，打击敌人。广东省临委又组建了珠江纵队，梁鸿钧赴粤中领导组建了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东江游击队原参谋长李振亚担任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东江纵队还派出干部参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工作。到抗战胜利前，东江纵队发展到1万人以上，整个华南抗日纵队达3万人。​

党中央认可东江纵队的贡献。1944年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华南根据地工作给曾生、冯白驹等的指示中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省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1945年8月，朱德在《命令冈村宁次投降》的电文中命令侵华日军，除被中国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向我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投降；其中，在广东的日军，应由日军在广州市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东江纵队改编是党中央与广东省临委共同决策的结果。广东省临委执行党的决策部署并向中央建言献策，党中央掌握广东抗战形势变化作出正确决策，从而形成良性的央地互动。正因为如此，东江纵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成为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

琼崖纵队

1927年4月22日，中国国民党琼崖当局发动反革命事变（史称“琼崖四二二事变”），全岛被捕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2000余人，被杀害50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200余人（当时全琼有600余名共产党员）。琼崖共产党吸取血的教训，及时撤离城市转移到农村，创建人民军队，用武装斗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7月，中共琼崖特委决定将各县的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共11路军700余人。为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共琼崖特委领导讨逆革命军于1927年9月23日在琼东县嘉积镇外围的椰子寨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的第一枪，揭开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序幕。这一天成为琼崖纵队的诞生日。​

1927年底，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琼崖革命根据地掀起第一次土地革命高潮。1928年初，国民党军4000余人抵琼，分三路“围剿”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至1928年底，琼崖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受挫，琼崖革命转入低潮。但中共广东省委仍然指示琼崖特委“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对此，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持保留态度，为打开新局面，他率领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指战员向母瑞山转移，开辟革命根据地，保留海南省革命火种。1929年8月，中共琼崖特委召开的内洞山会议重新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琼崖革命开辟新局面。此后，根据中央要求琼崖“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的指示，琼崖人民军队在坚持武装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31年底，琼崖红军发展到2000多人，掀起了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

　　1933年初，随着琼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失利，几块主要根据地先后被敌人攻破，红军独立师解体，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均遭到破坏，通讯联络和交通被打断，海南省党组织失去了与中央和省委的联系，土地革命再次转入低潮。琼崖党政机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100多人，在特委书记冯白驹的带领下，转战母瑞山密林深处，在“大地为床、星月为灯、树叶为被、食用野菜充饥”的环境中，经历8个多月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没有一人叛变，没有一人逃跑，最后仅剩25人成功突围，返回琼文地区，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琼崖革命终成燎原之势。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根据琼崖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1938年12月5日，琼崖红军游击队在琼山区云龙墟举行改编暨誓师抗日大会。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简称琼崖抗日独立队，后扩充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辖3个中队和1个特务小队，有300多人。党中央关注琼崖抗战，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打击侵略者，成为琼崖抗日先锋。

面对琼崖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不断掀起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共逆流，中共琼崖特委、独立总队遵照党中央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给予坚决的回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与日军、伪军和中国国民党顽军三股势力的斗争中，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制定“坚持内线、挺出外线”方针，依靠人民群众取得反“蚕食”反“扫荡”的胜利。抗战中，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对日、伪军作战2200余次，毙、伤、俘敌5800余人，自身也发展到7700多人，解放了五分之三的地区，解放区人口达100万以上。

解放战争时期，琼崖独立纵队依靠自卫战争，先后粉碎国民党第46军对白沙发起全面进攻、国民党蔡劲军部对琼崖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和国民党韩汉英部“三个月‘清剿’计划”。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1947年10月，琼崖独立纵队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红毛乡召开首次代表大会。会议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将琼崖独立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简称“琼崖纵队”），决定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提高战斗力，“学会打大仗”，夺取琼崖解放战争的胜利。

随着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建成，琼崖纵队贯彻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精神，为配合全国解放战场，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加速琼崖解放进程，于1948年9月至1949年7月，发起大规模的秋、春、夏季军事攻势。三大军事攻势的发动及其所取得的胜利，将长期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以及解放战争引向战略进攻，琼崖纵队作战水平提高，取得了进行较大规模运动战尤其是攻坚战的成功战例和经验，且大量歼灭了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琼崖解放区，为夺取琼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基础。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发出海南岛战役的命令。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琼崖纵队接应和配合野战军渡海作战，于1950年5月1日解放了海南全岛。此时，琼崖纵队发展壮大到2.5万余人。

国际地方武装

“俾路支解放武装”是活跃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地方分离主义组织，已被巴基斯坦、英国、美国、欧盟等认定为恐怖组织，创建于2000年，主要由马里和布格提部落成员组成，最多时拥有6000之众，现任头目为巴希尔・扎伊布，是前任首领的兄弟，自2018年起执掌组织，外界对其了解甚少。

该组织成立初期活动规模较小，2004年起暴力活动显著升级。2006年12月，曾企图暗杀时任巴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2008至2010年，因数十名师生被杀，当地公立学校每年仅开课4个月，超400名教师离职或搬家；2021年6月，短短17天连发4起血案，致12名军警丧生。2022年在巴方打击下一度蛰伏，成员锐减，袭击降至个位数；2024年初，其7处边境据点遭巴军无人机、冲天炮和导弹轰炸，数月后又发动新一波恐怖袭击。

截至2024年，该组织兵力不到4000人，但装备精良。因俾路支省与阿富汗接壤，长达20年的美国“反恐战争”使大量西方军火流入，武装分子常手持M4、M16系列自动步枪、MK14等美制枪械。2024年8月25日以来，在俾路支省12处地点发起近年来“最大规模袭击”，包括在高速公路枪杀23名乘客、焚烧35辆汽车，炸毁铁路桥致列车运行中断等，造成包括巴军警在内的超70人丧生，多数为无辜平民。

该组织以谋求地方独立为目标，其生存与活动源于多重因素：俾路支省蕴藏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但社会经济发展迟缓，85%的粮食需从外部调入，民众获得感不强；毗邻阿富汗的地理条件，使其易获取武器且能逃往邻国躲避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干预及“反恐战争”遗留的武器泛滥问题亦难辞其咎。巴政府对其采取打击态度，明确表态不会和谈，称杀害无辜平民的凶手终将受到严惩。

武装部队社区公约.bristol.2025-09-14

正规化与地方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5-09-23

东江纵队：从孤悬敌后到亮出红旗.人民网.2025-09-18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人民网.2025-09-18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中的川军‖李崎.四川省情网.2025-09-18

地方保卫团.中国社会科学文库.2025-09-14

巴基斯坦突遭恐袭，美式霸权难逃罪责.中国新闻网.2025-09-18